原标题：文体学与文章学

“文体”指文学作品的文学与体貌，包括形下的体制形态、谈话特征、弘扬花式，形上的格调面庞、精神内涵等方面。中国文学由诗、赋、文、词、戏曲、演义等诸多文体组成，每种大类文体下还可按不同圭臬细分出种种小文体，如诗歌按格律可分为古、近体诗，按字数可分为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杂言诗等。千般文体的历史发展、形态演变、地位升降以及互相交融，组成了中国文学的演进踪影之一。王国维“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就是从文体角度对中国文学史的轮廓。文体是文学创作与文学月旦的基础，任何文学写稿齐离不开对体制的把捏，文学月旦也频繁以文体为提要、基准或前提而张开。文章学相似与文体学密弗成分。

中国古代的“文章”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不同期代或同期代的不同应用语境中，其内涵齐有所变化，不尽相通。大体言之，早期的“文章”可泛指载于典册的一切翰墨、文章，汉代渐渐产生狭义内涵，指沉着成篇的文辞、辞章。南朝兴起“文笔之分”，“文”进一步放松为特指“有韵者”，主要即诗赋骈文。唐代以后，在“诗文之分”的不雅念下，“文”转为指与有韵之诗相对的散文，跟着古文革新的深化进行，宋代的“文章”含义愈发倾向以古文为主，但同期也包含骈文，且不抹杀诗赋骈文。明清近代的“文章”意见险些兼综前代，致使包括词、曲。不管任何含义下的文章学，恒久建立在文体学的基础上。

文章学专论、文章多分体论说，文章总集、别集也多以文体为纲进行汇选、编次。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等早期文学月旦专论辨析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文学文学的格调特征，并计算文体创作与作者特性的关系等话题。晋代挚虞《文章流别》按体摘记，萧统《文选》更是文体分类的典范。刘勰《文心雕龙》以文体论动作主要组成部分，所论触及文章学各层面问题，记号着文章学与文体学的成就。唐宋以来，总集与别集出现纪年、分门、分类、分东谈主等千般编纂花式，但以体序次依然是主流。一些总集在以体序次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多种层级的分类花式，如南宋真德秀《文章正统》将种种文体归总为“辞命”“辩论”“叙事”“诗赋”四类，清代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序例》汲取门、类、体三级分类法，将历代文体分手为十一类，再统摄为“著述门”“告语门”“纪录门”三门。同期出现种种专体选集、论著，如讨教、摘记骈体文的《四六谈麈》《骈体文钞》，编选古文的《古文缺欠》《古文辞类纂》，专选奏议文体的《宋名臣奏议》《历代名臣奏议》，针对碑志文体的《金石录》《金石例》等。

文章学中的许多念念想、命题齐根植于文体不雅念。在体用论上，中国古代基本文学不雅念“文以载谈”就是针对文体的功用而言，唐宋古文家从文体起始革新文风、倡导“明谈说”，以古文取代或变嫌骈文。在源流论上，“文本于经”的宗经念念想是赓续历代文章学的基本理念之一，其内涵很猛进度上是指“文体本于经”，以六经动作后世抒怀、辩论、叙事等文体的体制与念念想起源。创作论方面，“文章以体制为先”的尊体不雅念是文学写稿的进犯宗旨，而“破体”则是文学创新的进犯时刻。韩愈“以文为诗”、苏轼“以诗为词”、欧阳修“以文为赋”，唐诗中的“以古入律”，宋文中的“以古文为时文”“以文体为对属”“以论为记”等安逸或宗旨，均是通过不同文体之间的互鉴而别开新路。尊体与破体的表面依据，往来往自批批驳中的“辨体”念念想。李清照《词论》、元代祝尧《古赋辩体》通过辨析词、赋区别于诗、文的“本色”特征建立其文体沉着性。“正变说”“通变不雅”亦与辨析文肉体调的“正统”“本色”关系。“唐文三变说”、陈衍“三元说”是基于不同期段内文体的格调变化所建议的论题，“南北文学不同论”则揭示了不同地舆环境、习尚文化下文学创作的体貌互异。文学史上盛名的李杜之争、唐宋诗之争、秦华文与唐宋文之争、骈散之争、文言口语之争，均是围绕文体的价值序次或格调优劣所张开的论战及表面探索。

文体学与文章学具有诸多肖似之处，但也存在辞别。从学科的逻辑起程点起程，文体学的发生源自辨体意志，而文章学则产生于篇翰意志。尽搞定论自发兴味兴味上的辨体与篇翰不雅念要到魏晋南北朝才造成，但关系意志早在商周时候已萌芽。据相关学者计议，早期礼法典礼与职官轨制等东谈主类行径、步履当中蕴含了祭祀、盟誓、政令、规谏等文体诈欺，这些文体许多是表面、辞命性质的，并未造成篇章，但从甲骨刻辞、《左传》等文件纪录的文辞称引中，如“祝曰”“谏曰”“戒之曰”“对曰”“祷曰”等，已清楚出文体分类、阔别文体性质的辨体意志。篇翰意志的发生相似很早，甲骨卜辞中的界线区分等刻写花式就是最原始的对文意单元的辨识，青铜器铭文、战国简牍的结构容貌已具备一定的篇章性质，春秋时候《诗》《书》等文件编集整理使命体现出更为光显的篇翰意志。

辨体与篇翰的不同逻辑起程点，令文体学与文章学虽有相通的计议对象和许多重合的矜恤限制，但各自的侧要点和学科特性仍有区别。相对而言，文体学愈加注目对文章文学体貌的辨析、文体归类与分类、文体源流的梳理等体制方面，而文章学更多分析作品的谋篇立意、章法结构、遣意造句、修辞技法、典故诈欺等文本层面。中国古代的许多表面作品齐同期兼具文体学与文章学的性质，但其中仍有一些在文体学视域下更为进犯、另一些则在文章学限制更具记号兴味兴味。前者如梁代任昉《文章起因》，元代郝经《续后汉书·文章总叙》，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黄佐《六艺流别》等，不管在体例照旧内容方面，均体现出一定的轮廓化、简明化、体系化或谱系化倾向。《文章起因》汲取简明的簿录体例著录文体及文章名；《文章辨体》《文体明辨》《六艺流别》汲取“序题”模式，在目次或每类文体选文之前精益求精地轮廓、梳理该体的体制特色、渊源流变；郝经将种种文体归入《易》《书》《诗》《春秋》四部，构建起一个“文本于经”的文体谱系；《六艺流别》进一步汲取“文体树状图”的阐释模式，将历代文体系于《诗》《书》《礼》《乐》《春秋》《易》六经之下。后者如南宋陈骙《文则》、楼昉《崇古文诀》、谢枋得《文章圭表》、魏天应《论学绳尺》、孙奕《履斋示儿编·文说》，元代陈绎曾《文说》《文筌》、倪士毅《作义要诀》等，大多产生于科举取士布景下，以指点举子应考写动作标的，主要着眼于作文技法的总结、揭示，具有狠恶的实用性指向与紧密化特征。《文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计算修辞学的文章，总结出“取喻”“助辞”“倒言”“瑕瑜句法”等多种写稿手法；《崇古文诀》《文说》《文筌》以“格法”评文，提取文格、文法近百种；《论学绳尺》《作义要诀》阐说制义程式中“破题”“接题”“讲题”“原题”等写法，成为明清八股学之伊始。

近代以来，在西方文体分类与文学不雅念的影响下，中国文体学与文章学计议均与古代施行现象发生一定错位。在异邦文学分类的影响以及口语文畅通的布景下，古代文体被简化为诗歌、散文、戏曲、演义四种，其中“散文”概指文章，而大批丰富的文章文学被淡薄。古代的“文章”意见本就含义正常、变动不居，当代文章学计议出于学科实质性的商量，沿袭成习地将“文章”界定为消除诗词曲及专书的狭义意见，又在“纯文学”不雅念的影响下，倾向于将文章学内涵窄化为修辞学。连年来，文体学与文章学计议获取长足发展，许多已经被淡薄的骈文、骈文、著述文体以及在古代很进犯的实用文体、文章齐得到矜恤。文体学与文章学齐是中国脉土自有的症论断，何如从“中国自主学问体系”的态度起程，在总结古代文学原始语境的同期兼具中西视线，将文体学与文章学计议有机齐集，或为目下需要进一步念念考的问题。

（作者：王 芊体育集锦，系中山大学中文系特聘副计议员）